对于上述立法模式，既有的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坚持的间接效力说无力解释，直接效力说反倒与之更加契合。

1994年出台《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确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制度和安全监督制度。聚焦大型网络平台价格欺诈、低价倾销等重点问题，通过行政约谈、行政指导、规则指引等多种监管手段，整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经验交流，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犯罪和网络欺凌，进一步完善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的机制建设。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广泛融合，传统的线下法治讲座、普法基层行动、法律咨询服务、法治文艺展播等普法活动借助互联网不断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自2014年起，中国连续九年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邀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智库、行业协会、技术社群等各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开展网络法治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围绕利用网络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发布网络法治典型案事例，集中开展以案释法。

网络法律法规普及融入网络立法全过程。完善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和反诈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建设国家涉诈黑样本库，完善快速止付冻结机制、涉诈资金返还机制。由于解释方法只是形成解释结论的手段，司法实践也导不出关于解释要素必然顺位关系的结论，判决书要把在裁判依据之处包含的对结论起决定作用的方法行诸文字，告诉人们何种法律思考才刚好引向了最终的判决(60)。

由于指导性案例都是经过有意制作而成的法律适用模板，如何根据作为母本的裁判文书编撰出具有良好品质的相应指导性案例，应当是案例指导制度建设必须时常面对的重要课题。对法官而言，恰恰就是在讨论该规范对此类案件事实是否适用时，规范文字变得有疑义。这就需要发掘包括裁判理由在内的整个案例的价值，让裁判理由承担起充分展示包括法律解释各具体方法在内的法律方法运用的任务，促进法官在案件判决的生动图景中接受来自解释方法的指导。由于指导性案例理当面向疑难案件才更具有意义，它必须为法律规范(包括由其确立的裁判规范)的详尽解释铺设有益的路径和供应实质的理由。

法官依靠证据并按照证据法的规则查明和确认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对已认定的案件事实更要进行实体法律上的评判、归属和定性，形成与要适用的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相符合的案件事实，即可供相关法律调整的案件事实。案例指导的发展与指导性案例编撰对社会学解释的运用似乎有着紧密联系，这不仅体现在指导性案例作为判决本身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使用，还体现在案例指导的目标设定与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发布与参照等都是把获取良好的社会效果作为重要依据(50)。

由此不难看出，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从事司法解释的一种新形式甚或必要的方式，尤其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对生效判决裁判要点的专门提炼和表述，使指导性案例以案释法的特性更加了然于目。具体解释方法扮演着为相关法律条文的妥当解释提供实际的有效通道和操作技艺的角色，它们对法律规范的恰当适用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每一种具体解释方法都有其相应的运作步骤和实施规则，它们构成了法律解释的准则和约束性条件⑨。所以，如果说法律解释的困难就是法律规范是否可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困难(54)，那么，生效判决对同类案件司法的参照价值更多地集中在对实际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适用关系进行精细解释方面，以便为同类案件的评判、类比和规则适用等奠定实质逻辑基础。

生效裁判就是司法的成例，必然也是法律解释的载体，承载着对有关法律规范具体意思的阐明和适用方法。法律解释运用的两个层次为不同的疑难案件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它们可被视为从各自侧重点化解特性相异的两类裁判困境的有效手段。所以，关注指导性案例编撰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具有显而易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它一方面有助于深化理解指导性案例制作和案例指导运行的有关法理，另一方面能够从法律方法层面促进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优化指导性案例的选编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31)这样，法律解释是作出妥当的判决结论的依赖因素，司法裁判不是把案件情形与法律条文简单链接，而是综合运用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进行论证的过程。

成文法制度下司法对法律的续造，更多是在制定法适用层面上对法律意思的创新性释明，可被视为借助案件裁判从事规则拓展并促使法律生长的活动。就此可以说，以切合法律适用和案例指导的目标为依归，圆满地思考并改进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事宜，应该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工作认真贯彻的目的性准则，这也是指导性案例能够发挥规范性和权威性作用的重要缘由。

(28)参见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对于某种解释方法一定规则和程式的依循是获取相应的解释结论的根基，其往往展现于司法论证说理的文脉之中。

其四，突出解释方法运用对法律适用争议焦点的回应和解决，彰显被选用的解释方法及其论点的优势。3.裁判要点的表达 裁判要点是指导性案例中颇具特色的部分，也是指导性案例被参照的主要所在。不仅如此，作为对裁判理由的提炼，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实质也是对相关法律解释结论的确认和概括，而就内容脉络来说，基于法律文本或案件事实展开的解释自然就是形成法律解释结论的两种理路，它们正是裁判要点的构成或制作方式。从立法视角看，法律事实是立法者通过法律条文设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变化的客观情况，而对司法来说，只有确认了待判案件的事实具备法律事实的属性，才能足以按照法律规范的设定适用相应的法律效果。(一)法律含义的直接阐明与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从已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看，对法律含义的直接阐明占据了多数情形，这表明指导性案例编撰较多或偏爱运用文义解释方法。法律理由可直接来源于法律条款的规定，然而，法律解释之所以成为法律适用的必要环节，是因为立法者创制的规范时常并不能直接作为法律理由被用于法律推理。

其三，完善具体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运用的章法或程式。按照目前指导性案例制作的一般体例，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的运用集中落实在裁判理由的编辑与裁判要点的撰述之中。

之所以将此称作法律事实的判定，是因为它把经过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转换为了法条中规定的法律事实，从而具备了法律事实的意义，并可被赋予相应的法律效果(26)。法律解释活动致力阐明法律的具体含义，当面对一个法律文本考虑如何就其含义提出某种解释主张或论点时，解释者也就面临着寻找和选择解释的恰当路径的问题⑧。

⑦[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页。文义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较大程度地切合了案例指导的法律适用性质，它也是指导性案例编撰制作裁判理由时应当使用的具有优先性的具体解释方法。

由于指导性案例提供了解释法律规范的实例，法官就应当参照适用已经确定的指导性案例。在这其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必然成为指导性案例内容制作的主要路径依赖，而各种具体解释方法的特定指向及功能也使它们必然可以作为服务于一定解释结论的最为重要的手段(14)。所有经法律判断的案件事实都有类似的结构，都不仅是单纯事实的陈述，毋宁是考量法律上的重要性，对事实所作的某些选择、解释及联结的结果。法律解释又包含了其自身独特的一系列方法，法官进行法律解释实际上表现为对具体解释方法的因循和使用。

当法律文本中特有的概念、术语和行文遭遇千姿百态的社会现实状况时，法律会时常变得疏漏不周、充斥了歧义和模糊，甚至滞后于社会发展。相较于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的依据是立法目的、历史上的立法资料、法律的结构体系、事物的逻辑关系或合宪性要求等，并且需要给出相应充分的论证是从事论理解释应当担负的义务。

较好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判决往往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甚至自然拥有事实上的司法指导价值，使这种判决上升为指导性案例也更容易产生制度上的规范作用力。于此，基于法律文本展开的解释和基于案件事实展开的解释共同致力融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为一体的个案裁判规则的形成。

法律解释其实是将事实与规范予以等置的活动：既要将事实一般化又要将规范具体化，既要把个案事实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又要把规范向个案事实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17)。(59)参见孙光宁：《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及其完善》，《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

①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正是通过对法律解释及其方法的运用才完成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相关法律的任务，可以说，法律解释方法是法律适用的必备要件。(57)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89页。直接释法型的指导性案例重在解决抽象规则与具体事实如何在语义层面上相对应的问题，其解释的结果也属于法律的应有之意(37)。作为案例使用的一种创新，案例指导制度把既定生效的法院判决实例选编为指导性案例，其实是对以案释法的体制化设置。

基于法律文本展开的解释和基于案件事实展开的解释是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的两个层次，而由其处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事实的判定、正当理由的开示与裁判要点的表达。(46)相关研究参见刘树德：《无理不成书：裁判文书说理23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31页。

且不说指导性案例大多是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例，案例指导制度的意图也是要更多地在复杂且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上给同类案件确立可供参照的裁判标准，仅靠文义解释方法不足以全面、明确地阐述法律适用中规范与事实的复杂对接关系。作为经过最高司法机构确定的裁判规则，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已成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态，承载着对相关法律规范含义的理解和说明。

在立法领域，法律解释主要表现为立法者对某些法律规定进行进一步的阐明或澄清，是立法者出于一定需要对法律条款应有含义的细化与拓展。(一)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的运用层次 在司法裁判中，法官的核心工作在于处理法律文本与案件事实的适应关系问题。